上禮拜的大新聞之一，莫過於美國各大企業的CEO(約180位)CEO群起發聲：宣稱未來的公司治理將不再專注於股東權益最大化，而在於如何保護顧客、社會與員工的權益，提升企業的長期價值。
此消息一出，其實反應還滿兩極的。一部分當然是贊同這樣的做法，在過去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治理，被人詬病公司管理層因此只在乎短期價值，只會做對短期股價有幫助的事來塑造自身社會地位，倘若未來不再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首要目標，管理層便可將眼光放遠，執行更有遠見的計畫。
不過，也有另一派不同想法的人，包括這期經濟學人雜誌、紐約大學財務教授Damodaran對此也表示不認同。讀完這幾篇文章後，我認為他們所提出的觀點蠻類似的，也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其一是這個聲明來自於Business Roundtable ，這個圓桌會議自1978年以來定其發布公司治理原則，提供所有企業做為遵循的基本規範。講白話一點，這個圓桌會議其實也是某特定企業家們的小團體，這些人擁有制定規則的特權，過去，為股東謀最大福利是他們提出的，現在，想要拋棄這個目標也是由他們決定的。
老實說看到這新聞，都是一些年薪比一般人一輩子賺的還多的企業大佬在談改革，JPMorganCEO兼此圓桌會議主席Jamie Dimon，年薪就差不多六億台幣了，是華爾街薪水最高的CEO。真的蠻想問他們真的知道什麼是公平嗎XD
問題是，接下來呢？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 倘若造成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主因是源於企業為股東提供最大化的價值，那是否表示在放棄了這個原則後，我們的社會可以愈來愈平等？
- 如果答案是靠通過大型企業的領導者來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我們得到的到底會是解藥，還是毒藥？
Damodaran對此事的看法我相當認同，他認為當企業選擇做對的事，並且也得到市場的獎勵，用這樣的行為來為股東創造價值並沒有任何問題，反而更值得讚揚。
這不也正是我們在做投資決策時所思考的事情，理解公司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認同這家公司的理念，並且看好這家公司在完善的管理之下可以創造穩定的利潤，才會將我們寶貴的資本投入在公司，期待隨公司的成長而獲得合理的報酬。
如果未來為股東創造最大化價值已非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標，可能會衍生出其他問題。譬如利益衝突、無問責制度與決策麻痺等問題。公司內部可能因此變得多頭馬車，降低營運效率，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整體市場造成的影響無法預測。
《經濟學人》雜誌對此新聞的批判更嚴厲一些，他將這樣的改變稱為集體資本主義(collective capitalism)，認為對於整個社會的弊多於利。
當公司CEO必須承擔社會責任時，他們要如何評估這個社會的實際需求？結果到最後又演變成鞏固利益與政治權力的幫手。而在轉變的過程中，勢必也必須面對產業重整、失業、裁員等社會問題，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完善的計畫來應對。
經濟學人也並認為這個舉動可能是為了接下來的政治考量，企業考量到未來的候選人可能對它們展開狙擊而先發制人。
這個說法並不令人意外，許多政治人物也對各大企業進行批判，認為現代企業的壟斷行為已經到了容忍邊界，美國民主黨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伊莉莎白·華倫也提倡將科技企業進行分拆，得到許多支持的聲音。
我認為解決辦法還是需要透過教育，教育這些股權有所者如何去理解他們所擁有的公司，並且認同並支持公司的長期願景。
其實寫到這裡我想到之前讀葛拉漢的《證券分析》時，他曾提到公司的股東對於自己的權益並不重視，但是一個真正的投資者，應該要是能勇於並積極的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呼籲公司的管理階層做出對股東有利的決策。
在《經濟學人》雜誌中，認為使企業可以更負責任的方法是擴大所有權，公眾的力量可以敦促這些公司更創新與進步，鼓勵美國退休金計畫及投資基金能擁有公司的投票權，而不應該讓決策權掌控在少數特定人士當中，公眾的力量可以敦促這些公司更創新與進步。
已逝的指數基金之父John C. Bogle在 2018年接受Barron’s訪問時，其實有談到類似的問題。當時，被問到「指數投資者應扮演的角色？」這個問題時，Bogle回答：
「在華爾街，如果你不喜歡一家公司的管理，你儘管去賣出該公司股票(放空)。但指數型基金不能這麼做，所以他們採用另外一種方式：如果你不喜歡管理層，就設法去改變它。」
在先鋒的網頁上也有寫明他們的代理投票政策，並聘請分析師去評估公司管理的表現。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的，只不過能不能實現，只能等待時間證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