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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8日,「饒宗頤一帶一路高端論壇」的序言中,主辦單位介紹「饒宗頤先生是當代漢學泰斗,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對於中外關係史深有研究,建樹至多。他於上世紀70年代最早發表《海道之絲路與崑侖舶》,正式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論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因、航線和海舶,廣為國內外學界認同和稱頌。」[1]陳韓曦在《饒宗頤——東方文化座標》一書中則提及1991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該報道指過往學界多認為「海上絲綢」一詞乃出於日本學者三衫隆敏1979年版的海上的絲綢一書,惟1974年6月,饒公已在臺灣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海道之絲路與昆侖舶》一文,書中指出饒公對於海上絲路的研究比起三杉隆敏的還要早五年發表。[2]此段文字廣為國內學者所引用。上引兩段文字指饒公對於海上絲綢之路之研究,分別是「最早」及比起日本學者早五年。

2018年2月,101歲的國學大師饒宗頤(1917-2018)先生與世長辭,饒公辭世後,各界相繼發表文章紀念,其中不少人提及到饒公也治用上面的說法,均認為饒公是「海上絲綢研究」之第一人。2018年,《大公報》一篇署名文章也說:「饒公是『一帶一路』文化傳播的先行者。上世紀70年代,饒宗頤在發表的《海道之絲路與崑侖舶》中第一個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論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因、航線和海舶,廣為國內外學界認同和稱頌。」[3]一時之間,許多介紹饒公生平的文章也沿用此說。然而,此說法仍須加以考證確認。

目前為止,至少出現了兩種說法,一、許多人認為饒公在1974年最早提出海上絲說,而三衫隆敏(1929-)是在1979年提出的;二、少數學者指出,三杉隆敏早在1968年已提出海之絲說,實際上比起饒公發表還要早五年。[4]本文將對此作出考證與疏理。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的概念原是專門指通往西域的陸上通道,一般認為,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於19世紀時首次提出。[5]

1974年,饒公發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以及附論《海道之絲路與昆侖舶》,文中闡述絲綢之時,曾提及到法國漢學家沙畹(1865- 1918)在其著作《西突厥史料》中提出海陸絲路的之說。事實上,饒公在《海上絲綢與崑侖舶》一文中[6],文中直接援引《西突厥史料》「絲路有陸、海二道」之語,此顯然是參考了1925年由曾留學巴黎大學的歷史地理學者,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馮承鈞(1887-1946)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譯本,此書原名為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e Occidentaux,以法文撰寫,1903年於巴黎出版發行。[7]惟此書主要討論中亞、西亞史,未有深入探討海上絲路之發展史。

簡言之,海上絲路之概念無疑也是由西方學者首先提出,沙畹是在李希霍芬的基礎上加以深化,而提出「陸、海二道絲路」的說法,此說再經民國學者馮承鈞翻譯而傳入東方,而三杉隆敏、饒宗頤等後來者將這個概念加以深化,再發揚光大,構了今人對「一帶一路」的認識。

國內也有少數學者注意到三衫隆敏早在1968年已出版《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8],此書是目前所見,最早以海上絲路命名的著作。據本文作者考查,此書除序言和參考文獻外,全書正文為244頁,由63篇短文組成。過去,學者對此書並沒有詳盡的介述,筆者手持此書的第二版,其印行日期為昭和四十八年四月十日,而第一版則注明為昭和四十三年八月十日由創元社出版,第二版售900日圓。書中的作者的簡介指出,三杉隆敏是專門研究中國美術之專家,有多年赴海外田野考察之經驗。序言由著名漢學家,原東京大學、當時任職青山學院大學的三上次男(1907-1987)教授撰寫,出版日期為昭和四十八年七月。序言中,三上次男介紹三杉隆敏為中國陶磁之專家,而三上次男本身也是研究中國陶磁的學者,三上次男曾出版《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點をたずねて》[9]等相關著作。簡言之,三杉隆敏、三上次男皆是長期從事中國研究的日本學者。

三杉隆敏在《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一書中的第二章題為「海のシルクロ入門」(第6-8頁),正式為海上絲綢之路一詞下定義,自言其對「東西海上交易之研究」的關注已有數年,但文章提及的包括正倉院、景德鎮的「燒物」,並說明海上貿易其實是以陶磁等燒物為主,此章的附圖也是16世紀的中國磁器(第9頁),而「海のシルクロ」不過是借用陸上的絲綢之路之名而作伸延而已,實際上應稱為海上貿易之路應更為恰當。此後,三杉隆敏陸續出版了《海のシルクロード中國磁器の海上運輸と染付編年の研究》[10]、《海のシルク・ロード中國染付を求めて》[11]、《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調べる事典》[12]等多部以海上絲綢之路為題的書籍,凡此種種,足見三杉隆敏對海上絲路的研究持續四十餘年之久,其關注時間之長,著作之多,在海內外學者中無人能及,可惜其著作在華人學術界以及西方的漢學界中流通不廣,也未有翻譯中文或英文出版,故一直未能引起深遠影響。事實上,相比起饒公《海道之絲路與昆侖舶》一文,三杉氏的研究更為專注而深入,而饒文則集中討論昆侖舶的典故,二者根本不可相提並論。

總結

總而言之,據本文考證,不論是陸上絲路抑或是海上絲路,皆是由歐洲學者首先提出,而三杉隆敏則是首位學者把海上絲路專門成書的亞洲學者,其專著比起饒公的文章還早五年,而饒公則是首位華人學者以專文討論海上絲路,其論文在華人學術界中廣為流傳。儘管如此,饒公能夠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推陳出新,積極關注海上貿易史之發展,其研究使海上絲路的概念在華人學術界普及流行,對於建構今人對中外經濟史、交通史、貿易史研究的認知仍然有一定的貢獻。

註:

[1]「饒宗頤一帶一路高端論壇」序言

[2]陳韓曦:《饒宗頤——東方文化座標》,香港: 中和出版社,2016,頁381。

[3]屠海鳴:《從習近平總書記悼念饒宗頤看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性》載《大公報》(香港),2018年2月10日。

[4]王愛虎: 《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史和文獻研究看新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價值和意義》,《華南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版》, 第17卷第1期,2015年2月,頁4。

[5]劉進寶:《東方學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四期,頁64-71。

[6]饒宗頤: 《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交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4 ,1974年,頁561-584。

[7]E′douard Chavannes(1903), 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e Occidentaux,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Paris.

[8]三杉隆敏: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京: 創元社,1968年。

[9]三上次男: 《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點をたずねて》,東京:岩波新書,1969年。

[10]三杉隆敏: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中國磁器の海上運輸と染付編年の研究》,東京:恒文社,1977年。

[11]三杉隆敏: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中國染付を求めて》,東京:新潮選書,1984年。

[12]三杉隆敏: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調べる事典》,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6年。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饒宗頤紀念文集》(海天出版社,2018),第59-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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