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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農業稅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漢代文景之治就有所謂 「十五稅一」、 「三十稅一」之美談,即是說農業稅是按產量比例徵收,十五而一就是農民生產了十五斤大米,需要繳納一斤的意思,此遠比起天主教會「十一奉獻」的負擔為輕。

據我理解,中國歷史呈現不斷簡化農業稅的趨勢。唐初推行租庸調制,但隨著人口增加等因素,使徵稅愈來愈困難,收入陷入邊際效應之中。唐代中葉,為了紓解中央的財政危機。楊炎推行了兩稅制,其改革的重點是「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即是說政府該年要用多少錢,就向人民徵收多少錢,量出為入,此大異於長久以來按產量徵稅的傳統。

據《明史食.貨志校注》所載,明初規定「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另有異常複雜的力役制度。 初時農民交納實物為主,但隨著社會發展開拓了商品市場,為節省交易成本漸以銀代替實物,仍然交易實物的稱為「正色」,以銀代物的稱為「折色」。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即是把賦役合而為一,其一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繇役合併,其二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這兩例皆是簡化農業稅的著名例子。2005年12月29日,頒布了「關於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農業稅於2006年1月正式廢止。溫家寶手起刀落,更廢除沿用了兩千六百年的農業稅。

人口愈多,意味政府徵稅的交易費用就愈大。若然人口分散的話,甚至如清代有人民大規模移民到山上,《清史稿·食貨志一》:「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箐,開鑪煽鐵,造紙制菇為業。」國家若要向「棚民」徵稅,費用之多更不用說了。據何炳棣教授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研究,明清時期,人口每以億計,地方官吏根本沒有足夠的費用作田野考察,官員索性只把記錄人口的黃冊中的小數改一改,明年就照上年的收得去徵稅,此稱為「原額」,黄六鴻《福惠全書.莅任.詳文贅說》記「六、七、八年全糧原額,每缺於前官。」又據《明史.食貨志一》記載:「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

明太祖的原意是由官方僱用的書生,畫下像魚鱗般的考察圖,以便處理產權和徵收農業稅,但明太祖對真實的經濟世界一無的前世今生所知,畫圖的技術極其困難,書生要走遍各地,畫圖又得仔細測量,如果政府要確定書生認真畫圖,又要令出高昂的監察費用,結果魚鱗冊極大可能是亂畫一通,地方官員當然曉得,他們又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執行,只好與書生們有了默契,「書生官吏齊一心,同心協力騙中央」,財政部門的高官也是知道,但他們也沒有能力去推動,於是上級與下級也有共識,全國也許只有皇帝一人不知。魚鱗冊偶之一二為實,歷史學定也找到證據出來,但畫圖紀錄田地的交易費用極高,若全國性推行,政府必然陷入財政危機,這仍未考慮政府要請人去督導監察者的費用。所以歷史學家常說一分材料一分話,但傳世史料不及當年億萬之一,根據三數份材料說出來的話,卻不再作思考,結論往往有違常理。

2016年仲秋,我參加了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的「北大經濟思想史學大會」。其中一位講者說中國當年根本不應廢除農業稅,因為農民也是公民,而根據憲法,公民是有納稅的義務,所以農民也不應例外。我聽後馬上提出異議,並認為取消農業稅是合乎歷史潮流。我舉個例,政府不可能徵收釣魚稅的例子,因為政府對於釣魚者魚獲的考察費用太高,根本難以監督,勉強行之,必得不償失。同理,三十而一的農業稅也是如此,中央政府掌握真實世界無能為力,即使擁有剩餘權力的地方組織,也無法一一細查。是故隨著人口增加並分散居住,政府徵收農業稅的交易費用只會不斷增加。由是觀之,農業稅只能簡化,最後必須取消,這是歷史潮流,也是經濟常識。

此外,農民不須交納農業稅,但他們每天都得繳納消費稅等間接稅。難道間接稅不是稅收?不交直接稅就不是國民?很難想像,這是出自經濟學者之口。

回到歷史,中國的人口從漢代的以千萬計,到了明清以億計,再到當代的十幾億計。今天,十四億的人口中,還有六億的農村人口,就可見一斑。農民不同城市居民,不能集中管理,政府維持農業稅的費用隨人口增長變得愈來愈高,即官僚體系得日益龐大才能應付,那就代表了維持大一統帝國的支出也在擴張。要避免國家破產,就必須把稅收簡化為簡單低稅制,甚至把搜查費用高的稅種廢掉,國家機器才能有效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