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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中國經濟史學界提出了「黃宗羲定律」,明未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總結中國稅收史是「積累莫返之害」的發展趨勢,而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將此現象總結,並命名為「黃宗羲定律」。

後來,當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應,說中國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所謂「黃宗羲定律」,就是「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累莫返之害。」這位明清之交的大儒觀察到,土地不分好壞都要交稅,不但不公平,更使百姓受苦,而中國歷次稅收改革,每當簡化、減免「正稅」(即是農業稅)以後,雜稅、新稅等怪獸就「橫空出世」,此代表百姓又悲從中來。

中國的農業稅是廢了,也有許多農民也到了城市打工,成為了工人,改革開放廿多年後,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城市居民。但是,這代表老百姓擺脫了自古以來王朝中後期萬稅、萬稅、萬萬稅的命運嗎?

2016年,網上熱論在中國年收入12萬人民幣是否屬於高收入一族?在三、四線城市,月入一萬是很了不起,但在北上廣深一線的大城市裡,月入一萬大有人在,但他們過的卻是苦日子。一萬人民幣中,兩千六交了稅和五險一金(五種保險金),這是第一次徵稅。每月花四千元生活,與香港消費品零關稅的社會大異奇趣,大陸的消費稅、進口稅、增值稅高得驚人,買化妝品也要付30%消費稅,慶幸2016年10月,當局把化妝品稅率減至15%,這對於大城市的白領麗人是天大的喜訊。可見,在這4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費中,又有相當部份納稅予政府,這是第二次徵稅。當年黃宗羲為土地不分好壞都劃一交稅而嘆,當今之世的消費稅,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大城市,房價動輒十萬元一平(一平方米),買房子是打工一族不可冀也。月入一萬的一群,只能湊合租房,每人兩三千,也可覓得容身處。香港稅率低,政府為維持低稅率的吸引力,只好賣地增加收入。但大陸本來已是「萬萬稅」,還要學香港奉行高地價政策,賣地套利,結果房價遠遠超出一般人的購買力,又沒有像香港般興建大量的公共房屋。終使得百姓在稅以外,還得繳交昂貴的租金,而租金之中,又有一大部份是政府收入,這是第三次徵稅。

其實,稅率高從來不是問題的根本。關鍵是付出了,有回報即可。在北歐諸國,高稅率的回報是高福利,生養死葬,生死大事都由政府協助。可是,在大陸讀書、醫療、安老、住房、生育無一不是自費。付出了,卻沒有合理的回報。

回到中國的財政史,漢承秦制,1974年出土了張家山漢簡,裡面有很多稅收的史料,可知漢初的稅收極重,不但有人頭稅、農業稅,還有農具稅、交通工具稅等等,漢文帝及景帝把稅收簡化,也多次減免賦,成就了大統一時代的首次盛世。漢武帝親政,承繼了豐厚的家產,追逐匈奴、南征北伐、泰山封禪,迷信神仙諸事,推行這些文治武功的費用昂貴,維持它的費用更昂貴。祖宗留下的家財所餘無幾,觸發嚴重的財政危機,後來政府為了應付維持高支出的財政預算,要加緊鹽、鐵、酒的官營化,擴大收入來源。

《鹽鐵論校注‧非鞅第七》載: 「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這就是正稅減了以後,雜稅又接踵而來。政府在稅改以後,民間受惠,百姓收入增加;人口增加,政府的總收入也增加。《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文景之治後「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作為富三代的漢武帝,鴻心壯志,把政府的開支一下子提高,從盈餘預算改為赤字預算。文治武功,一下子南征北戰,又什麼泰山封禪,不但把國庫的積蓄花光了,更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耗費。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國庫太過充裕,政府就會大肆擴張,胡亂花費。

今天,中國沒有匈奴可以征伐,卻有大舉派員出使西域。一帶一路花上千億,還有協助拉美亞非友邦發展又花上數千億,軍費、維穩、高鐵、盛世修史、太空人登月等項目不計其數。一切正是建基於萬稅、萬稅、萬萬稅而來。政府有財,它就會不斷內在強化,官員也透過項目證明其存在價值,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擴大再生產。當開支擴大了,縮減規模必遇上極大的反抗,最後為了維持增加的支出,又再萬稅、萬稅、萬萬稅,造成了積累莫返之害。這就千百年來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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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 Yui Yau
04/13
人民會醒覺的不義的政府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我喜歡良性的讨論讨厭無谓的吵鬧專業人仕的贪得無厌會令香港人和?永遠生金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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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 Jade
04/13
苛税猛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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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讀書生活
0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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